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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抗倭海防建设(1)

发布时间:2019-10-05 04:04编辑:历史浏览(191)

    “戚家军”的军事训练 戚家军之所以战无不胜,对军队严加训练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把他从义乌招募回来的农民、矿工编组成军队后,就从思想、武艺、营阵、纪律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训练。 戚继光十分重视士兵的思想训练。在他所著的《纪效新书》一书中,就专门设了《胆气篇・胆气解》。他认为,只有把士兵训练得有同仇敌忾之心,到战场 上才能有高昂的士气,才能勇猛杀敌。为此,戚继光向士兵进行养兵保民教育。他强调,国家建立军队,就是为了保障生民,保卫地方。老百姓之所以用自己的血汗 供养士兵,就是为了抵抗倭寇,保卫他们。戚继光教育士兵们要懂得为谁抗倭,为谁打仗,要一心一意去抗倭。其次,他要求各级将官要做表率,身先士 卒,与士兵同吃同住同享受。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使士兵在将官的感召下,不怕困苦,立志抗倭。再次,他强调明赏峻罚。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者虽仇也 赏,罚者虽然至亲不免。这样,就使这支军队,人人临敌有立功的志向,没有退缩的想法,万众一心,士气高昂。 戚继光对武艺训练抓得十 分 紧。他时常对士兵们讲:“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戚继光:《纪效新书卷6《比较武艺赏 罚篇》]以此来激发士兵的练兵热情。他要求士兵练实战的真武艺,战时怎样打,平时就要怎么练,反对学“花枪”,反对学那些只注重观赏性不具有实战意义的战 术。他规定了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组织士兵结合阵法反复进行操练,并经常进行比较考核。在考核中,成绩进步的受奖,屡次没有长进的就要受罚。这样,就使士 兵个个专心练武,人人有实战的本领。 在单兵训练的基础上,戚继光组织士兵进行营阵训练。他组织士兵反复操练他自己创造的鸳鸯阵和一 头 两翼一尾阵。不仅练一般鸳鸯阵的战斗队形,还要演练在窄路时如何将并列的队形变成纵队,在宽路时又如何变换成横队,把鸳鸯阵变成大、小三才阵的队形。在演 练鸳鸯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一头两翼一尾阵的训练。头、翼、尾如何协调动作,在敌性变化了的情况下又如何进行变化,都要使士兵熟练掌握。不仅演练进攻之 法,还要演练退却和防伏的战法。这样就使得这支部队进退有序,号令严明,有条不紊。进攻时,至少使敌三面挨打,夺他们的锐气,杀他们的斗志。退却时,井然 有序,使敌人无隙可乘。 戚继光还训练部队识别和听从他所规定的各种号令和章法。从行军住宿、休息、就餐到练武摆阵、擒贼杀敌,戚继光都规定了极其详尽而明确的号令和章法。他要求士兵对这些号令“务要记熟”,严格遵守,使这支部队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 戚继光还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他教导官兵不准扰害百姓。凡是砍伐人树木的,作践人田产的,烧毁房屋的,奸淫作盗的,杀被掳的男人,污被掳的妇女,甚至妄 杀平民的都要以军法从严处置。从而使这支部队做到了“兵民相体”[戚继光:《纪效新书》卷4《谕兵紧要禁令篇》],得到了众的支持和拥护。 戚继光训练部队特别重视平时的养成。他认为:“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而兵虽静处闾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戚继光:《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 戚继光对这支来源于农民和矿工的军队,以的“岳家军”为榜样进行训练,使他们成为一支武艺精,阵法强,有纪律,听指挥,“兵民相体”,万众一心,名垂青史的“戚家军”。戚继光率领着这支部队驰骋于闽浙抗倭的战场上与其他军相配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戚家军”水兵的编制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戚继光调任台金严参将。 嘉靖四十年春,戚继光亲自督促造的44只战船竣工下水,开始服役。他留下了4只为中军,其余松门、海门各20只,各以指挥一员统领。松门、海门又各分2营,松门为右、后2营,海门为前、左2营。营分2哨,每哨船5只,其中福船2只,海沧1只,艨艟2只。这样一支水军就是由 部、司、哨、船编成的。哨是这支军队中最小的船队,由3种型号船只组成,以便相互取长补短,发挥水战优势。3种船型大小不等,其编制人员、武器配备也不 同。福船最大,船上人员有捕盗1名,舵工2名,缭手2名,扳招1名,上斗1名,碇手2名,甲长5 名,每甲兵10名,全船共有64员名。配备的武器有大发*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2个,鸟铳10把,还有喷筒60个、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 砖100块、火炮20个等火器及冷兵器弩箭、铁箭、钩镰、钉枪、藤牌、灰罐等。海沧比福船略小,有51人,艨艟只有37人,武器配备相应减少。舰只大小兼 备,兵器长短相兼,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了较强的作战能力。 “戚家军”水兵的训练 戚继光还赋予水军以陆战 任 务,即当舰船追击的倭寇登岸之后,水军随即舍舟登陆,与倭寇展开陆战。因此,戚继光水军的训练包括水战和陆战两个部分,而以水战为主。陆战同样是以鸳鸯阵 对敌,甲长相当于陆军的队长,甲兵10人所用武器与陆兵不尽相同,但也两两相对,与陆兵的鸳鸯阵同。他们操练方法与陆兵相同,只是稍有简略。 水军的操练按单兵、单船和船队循序进行。 单兵训练大体与陆兵相同,每人熟练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进行考核比较,实行奖惩。只是水军使用的火器较多,因此它的考核大多以打靶为主。单船和船队的操 练也是以打靶的实际测险为主。练前立好靶子,然后船按战斗队形摆开,依次接近靶子。接近靶子的船首先施放大佛郎机、鸟铳等火器,随着战船的前进,各种武器 陆续施放,最后从靶子旁抄回。各船练后,再全船队合练,采取四面包围的战术,向靶子攻打。戚继光练水兵同陆兵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战演练,不搞花枪、花 架子,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因为如此,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戚继光的水军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6.战船的发展变化 嘉靖以前的战船,按用途大体分为2类,一类是用于远洋航行的出使西洋的战船;一类是保卫沿海地区各卫所的抗倭战船。到嘉靖中后期,战船虽然不能与郑和出使西洋的大舰船相比,但同担负保卫沿海安宁抗击倭寇的战船相比,则有了较大的变化。 嘉靖以前沿海卫所的战船,按载重量分有800料、700料、500料、400料、300料、200料、150料、100料、50料等型号;按形制分,有 快船、铜头、哨船、八橹、十桨、高把梢、大青、风尖等名称。嘉靖时期的战船有了明显的改进,战船的进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载重量大于明初战船。嘉靖年间的战船虽然没有关于战船重量的记载,但从战船的大小等记载情况可以大体计算出它的重量。俞大猷主持修造的一号大福船 宽达3丈,水线长9.7丈。我们不妨做一下推算,如果吃水按一般的说法是1.2丈的话,那么这种船的排水量应该在300吨以上,这些船都是木质船,它们的 重量在150吨以上,大大超过了800料。可以说嘉靖及嘉靖以后的战船载重量超过它以前的近海战船,甚至比郑和下西洋时的某些战船还要大。 第二,形制更适于沿海作战。嘉靖年间,战船的形制变化相当大,大青、风尖等形制的战船都在实践中被淘汰,而快船、高把梢、八桨等虽然依然存在,但也不再 是主要战船了。正如《筹海图编》所说:“向因贼舟不大,七百料停造久矣。其余五百料之类,亦以不便海战,改造福清等船。”(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 《勤会哨》)“不便海战”是过去战船的缺点,也是它们被淘汰的原因。换句话说,在实践当中,人们渐渐找到了更适合于东南沿海作战的船型,这就是福船。所以 戚继光在浙江、俞大猷在两广所造的战船,大都或全部是福船。船的形制的变化是嘉靖年间舰船制造的一大进步。 第三,舰船的形制更加丰富。嘉靖年间的战船形制更加丰富多彩,既有一般战船,又有特殊战船。一般战船当中既有多种形制,又有多种型号。多种形制的战船,各有各的用途,又互相补充,从而增强了明军整体的战斗力。 第四,更多地使用火器。嘉靖年间的战船比以往更为进步的是大量使用了火器。在这之前的战船也使用火器,但只有碗口铳、手把铳等简单的几种,数量少,并不 占战斗中的主导地位。嘉靖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福船上使用火器的人数已经占战斗员的50%。火器的使用,增强了舰船 的战斗力,改变了海战战术。特别是到了年间的时候,使用火器的人数已经占到了70%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它表明海战中已经由使用冷兵器 为主转变为使用火器为主。 7.舰船制造 嘉靖中后期,抵御倭寇的战船有两大类:一般战船和特殊战船。 一般战船 嘉靖中后期,随着敌情和海情的变化与发展,发展了一系列的近海作战的船型。虽然这只是一般战船,但它们有的适于作战,有的适于侦察,有的适于远海,有的 适于近海和内河,大小兼备,型号齐全,相互补充,构成了防御性的近海舰船体系。一般战船形制按其结构特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平底船和尖底船。平底船的典型 代表是沙船,主要航行于长江及其以北的近海,因为它底平,不能破深水大浪。在东海、南海和远海航行主靠尖底船。尖底船的典型代表是福船。广船和某些浙直船 也属此类。另外,在浙直海域还有尖底船和平底船的结合形制。在这众多的船型中,尖底福是最主要的船型,不仅福建沿海使用它,浙江和广东的水军也驾驶这种战 船它是嘉靖时期中国水军的主要战船。 福船系列 福船是福建所造船形制的总称,也特指其中的大型战船。福船分为大船、草撇船、冬船、鸟船、快船等系列,它们大小形制不同,各有长处。这些船大小混合编队,发挥各自优长,互相补充,提高了整体海上作战能力。 在福船系列中,大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既可犁沉敌船,也可以居高临下用火器杀伤敌人,是福船系列中的主力,是当时与倭寇战争中的利器。大福船高大如 楼,有2桅,桅上有坐斗;底尖上宽,首昂起,船尾高耸;尾有木楼3重,便于望。船两舷设有护板,树立竹栅,坚如墙壁,可作屏障。中间4层,最下一层装压 载的土石,防止船舶轻飘;第二层住人,第三层扬帆,最上层舱面是打击敌人的场所。该战船因有大小之分,上面的战斗人员也有多少的区别。嘉靖四十年 ,戚继光造的福船有船员64人。而嘉靖四十一年刊印的《筹海图编》则说,大福船可容百人。如此推算,大福船能容纳百人左右。 该战船配备的火器较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加强的势头。嘉靖四十年,戚继光所造福船的火器配备是:大发*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3座, 喷筒60个,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火炮10个。战斗人员有50%的使用火器。但大福船的缺点也是不利于浅水,不能近 岸,并且它是依靠风力行驶,回旋不方便。 草撇船又叫哨船,是一种善于攻战追击的福船。草撇船的形制与大福船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船尾 没 有福船那样高耸,只有一层。如果戚继光在14卷本《纪效新书》中3号船指的是它,那么全船共有70人,配备的火器有无敌神飞炮1位,大佛郎机5座,百子铳 4位,鸟铳12门,喷筒20个,神机箭300支,这种战船上有71%的战斗人员使用火器。 冬船也是一种善于攻战追击的福船。它吃水 七 八尺,风小也可以行驶,比大福船方便多了。它可以犁沉敌船,但因为高大,同大福船一样,都不能捞取敌人的首级。嘉靖四十年戚继光所造的海沧 船,船上编制50多人,并配备有大佛郎机4座,碗口铳3座,鸟铳6门,飞天喷筒5个,火砖50块,火箭200支,使用火器的战斗人员不到40%。 鸟船又叫开浪船,它是在草撇船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这种船头尖,吃水三四尺,有4桨1橹,不怕风浪,行驶便捷,看起来就像在飞,便于追逐敌船。戚继光5 号船编制共41人,配备有大佛郎机3座,百子铳2位,鸟铳8门,喷筒10个,神机箭100支,使用火器的战斗人员占75.8%。 快船和鸟船的形制相同,只是比鸟船小一些。戚继光6号船的编制共29人,配备的火器有大佛郎机3座,百子铳1位,鸟铳6门,喷筒8个,神机箭100支。使用火器的战斗人员占63.6%。 广船 广船总称乌艚,其型号有新会县的尖尾船、东莞县的大头船和各种型号的横江船。广船与福船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比福船大,长达10丈,空3丈有余。这种船用 铁栗木制造,木质坚硬,如果与福船相撞,福船将被撞碎,倭船更是难以与这种船相抗衡;这种船不怕虫蛀,十分坚固耐久,一般可用50~70年;船两舷搭架设 橹,可摇橹前进。这种船配备有火器的发*、大佛郎机等,同福船一样也十分强。 广船的缺点是修理要用铁栗木,这种木材除广东外其他地 区 不易得到;船下窄上宽,在大洋中,稳性不佳;船上以编竹为盖,遇火容易燃烧。但这种船的威势较大,所以朱纨在整饬浙闽海防时,曾以广船为指挥舰。嘉靖三十 五年明廷也曾调乌尾、横江大广船180只到浙江抗倭。后来由于广船的缺点,俞大猷在广西总兵官造船时,仍到福建采用福船形制。 浙直船 浙直船大体有苍山船、艟〓、铁头叭喇唬、沙船、鹰船、壳哨船、渔船等。 苍山船比海沧小。这种船首尾都比较宽阔,2桅、10橹(每舷5橹,安置在船后半部),帆橹兼用,风顺场帆,风自荡橹,行驶自如。船分层,最下层 装载压船石,中层为居住舱,上层为与敌人战斗的场所。船两舷饰有屏蔽矢石的粉盖。苍山船吃水浅,只有六七尺,可以驶进海岸附近和大江,追击敌船;船身低 矮,高出水面不过5尺,可以捞取首级。这些都是比福船、海沧船优越的地方。正因为苍山船方便、敏捷,很适合于当时对倭寇作战,人们称颂它为“苍山铁”。但 由于它与倭寇船大小差不多,所以不像福船和海沧船那样占优势。 艟〓是为改变苍山船这种不占优势的状况,抗倭名将戚继光建造的一种介 于 海沧、苍山之间的船型。这种船比倭寇船略大,占有一定的优势,比福船、海沧船略小,行驶比较方便,所以是一种适于当时海战的船型。嘉靖年间,这种船的编制 不足40人,配备有大佛郎机2座,碗口铳3位,鸟嘴铳4门,飞天喷筒40个,火砖50块,火箭100支。当时使用火器的战斗人员占50%。小型号的艟船称 铁头船。这种船形制似苍山船,首尾都比较宽阔,帆橹并用,深浅水都比较适宜。因为它坚而有用,人们称它为铁头船。 叭喇唬船简称唬船,大多用于浙江海域,也用于福建的烽火门。它底尖面阔,首尾一样,船底是用龙骨,直透前后,阔约1丈,长约4丈,体势低矮,吃水只有3尺。每舷用桨10支或8支,帆为布制,有风用帆,无风用桨,速度快,进退方便,有利于追逐倭寇和当做侦探用。 沙船和鹰船主要用于港湾和近海作战。沙船平底,能调戗,使顶风,是崇明一带渔民惯用的船型。崇明等地沙民生长于海滨,熟悉水性,出入波涛,如履平地。但 沙船上没有遮蔽矢石的屏障,所以用起来不如鹰船。鹰船两头尖,行驶快,甲板四周有能遮蔽矢石用茅竹密钉而成的护板,有利于接近倭寇。在与倭寇战斗中,如果 以鹰船为先锋,沙船就跟进,冲入敌船队中,沙船就与倭寇的船短兵相接,两种船型相互配合,有利于战胜敌人。 八桨船和渔船是用于侦察 敌 情的战船。八桨船因为它有八桨而得名,嘉靖以前就有这种船型。闽广浙直地方都用这种船作为哨探。渔船名称有多种,壳哨船是渔船中的一种,网梭船是渔船中最 小的一种。这种渔船体积十分小,吃水也浅,行动十分灵活,每船只能乘二三人。在汪洋大海之中,一叶十分小的扁舟,上下荡漾,目标十分小,极不容易被倭寇发 现,但它却十分容易发现敌人。这种船往来报信,十分方便。网梭船还有另外一种用途,在内港和狭窄的河道,大船无法行驶,可以用此船数十只或者是上百只,每 只船上配备鸟铳,专门打击闯入内河的倭寇。众多的网梭船同时开火,可以形成群体的威力,并且十分机动灵活,不受水域限制,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如果倭寇 追逼得十分紧,也可以弃船而走,因为这种船价值低廉,放弃也不可惜。 特殊战船 嘉靖年间,为了打击倭寇,人们还 发 展了一些特殊的战船,如联环舟、子母舟、鸳鸯桨船、赤龙舟、火龙船等。它们同一般战船构造和使用方法都有所不同。虽然这些特殊的战船很少装备抗倭部队和在 抗倭战场上使用,但它们的出现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聪明才智和造船的技术水平以海战战术的灵活多样。 联环舟长4丈左右,外表像一只船,实际上分成了两截,前截占1/3,装载有火药,后截占2/3,乘坐有战士。最绝的是,船首装有倒须钩。如果这种船冲撞敌船时,倒须钩则会钉牢敌船。火药爆炸后,前截与敌船同毁。而撞击时,连接前后截的铁环会自动解开,后截驶回本营。 子母舟长3丈5尺,前2丈和一船舰船一样,后1丈5尺只有两边的船帮板,腹内空虚,藏了一叶小舟。前舱内装上茅薪油麻之类的发火器材。船前钉有狼牙钉,接近敌人后使母船与敌船相连在一起,然后点火与敌船并焚。这时,子船驶回。 鸳鸯桨船又称莺船,是2只各长3丈5尺,宽9尺的船只并联而成的。这种船不用篷桅,每边有6只桨,舱两边有箭眼。追击敌人时,两船并在一起,飞动12只桨前进。接近敌人时,施放火器,两船分开,夹击敌人,使敌人顾此失彼,救左失右而导致失败。 赤龙舟是用于在江河作战的战船,它的形状像条龙,分作3层,内藏器械、火具。头成龙头形,里面可以容纳1人,开1个小口进行望。背上有用竹片等钉起的 坚密舟盖。中层举发火器,两舷使桨。舟底造龙骨、中空,用机括。1桅帆,用兵1人,使帆掌舵。2名使火器,2名使桨。如果建造众多这样的船,游弋于江河之 中,其势十分威壮。当敌人近岸时,机关一动,神火、毒烟、火箭,飞弩齐发,能给敌以造成较大的伤亡。 火龙船的外形像一艘普通的海 船, 它的周围是用生牛皮或竹笆为屏障,遮挡矢石,上留铳眼、箭窗,以便观察和射击敌人。火龙船共分3层,在船首和船尾有暗舱以便上下;船中层两舷设桨或轮,以 便行驶。上层为设有机关的甲板;中层设钉板、刀板;下层为精兵埋伏的地方。在作战时,一般雇用4名水性好的水手驾船,碰见敌人,假装失败,水手丢弃船只, 跳水逃跑。敌人登上甲板,机关转移动,都翻人中层,落入钉板、刀板之上。这时,埋伏的精兵从下层上来,将倭寇擒拿。火龙船还可以作为一般的战船。在该船的 船舱两侧暗设有大量火器,冲入敌船队内,火器齐发,势不可当。 8.水陆战法的变化 战争学上有这么一句话:技术决定战术。明朝初期到嘉靖年间,明军抗倭较少使用火器,但到了嘉靖年间,明军抗倭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火器,引起了水陆战法的变化。 水战战法的变化 在冷兵器时代,水战虽然可以用箭射杀甲板上的敌人,但要彻底战胜敌人主要还是靠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在建立明朝之前和建国初期已经将火器用 于水战,但当时火器数量较少,并没有引起战法的重大变化。嘉靖中后期,火器的大量使用,虽然没有完全排除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制敌手段,但更重要的是用管 形火器和燃烧、爆炸性火器制胜,这就使战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较远距离的接战,以火器为主,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多层次地杀伤敌 人, 是这一时期水战战法的主要特点。嘉靖年间,明军与倭寇作战的战船上已经有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使用火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 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敌船上的人只能束手就擒。 为了在较远的距离打击敌人,在更远的距离发现敌人就显得比过去更重要。加强哨探、加强望,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哨探用的渔船、网梭船、叭喇唬船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广船、福船、海沧、苍山等船的桅杆上都装置了坐斗,加大了舰船本身的望距离。 为了使燃烧性火器充分发挥作用,舰船抢占有利的战位更加重要。只有使自己的战船抢占了上风,才便于利用飞天喷筒、火药桶、火砖等攻击敌船,而使倭寇不能 利用这些火器攻击明军的船。如果倭寇利用这些火器,因风势所限,也将自焚。要抢占上风,关键在于舵手。所以战船必须选好舵手,只有舵手正确、奋力操舵,使 战船时常居于上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火器的使用还使在更远的距离上攻击敌船成了可能。这就是使用火龙出水、水底龙王炮等火器。火 龙 出水可以在两三里远之外用火箭击敌。水底龙王炮也可以利用水流在较远的距离炸沉倭寇的战船。这种远距离打击倭寇,使水战战法发生重大变化。当然,第一,它 们的准确性不容易掌握;第二,在实践过程中实际上也用得十分少。 陆战战法的变化 明朝初期,东南沿海的一般卫所 都 没有火器,有的虽有也比较少。洪武年间曾规定,每百户所铳手10名,刀牌手20名,弓箭手30名,枪手40名。但这一规定后来并没有严格执行,至少在有的 部队根本就没有执行。成化二年,郭登在《军务疏》中说:“旧例每队五十五人,弓箭手三十,叉枪手各十,旗枪手三人,各具腰 刀一。今队伍中军器自取便利,请复旧制而增损之。步队用神枪手十,弓箭手十,牌刀手各五,药箭强弩手十,司神炮及舁火药者八,杂者用七。”从这个记载中我 们不难看出,旧例步队中没有火器,成化年间,已装备火器,但使用火器的士兵也只占32. 7%。所以那些时候,战斗的胜负主要取决于 射 箭之后的陆兵冲击。到了嘉靖年间,随着火器的大量使用,改变了陆兵的编制,也改变了作战的方法。嘉靖四十年,在东南沿海抗倭军队中,有的营 已经有了单独的火器队,即30名火铳手,每一官还有鸟铳,但使用火器的士兵还是不多。 戚继光率明军进行抗倭战争时,首先是以鸟铳打 击 敌人,形成了至少火器在前,冷兵器在后的两层兵力的部署。当火器施放后,首先要改变战斗队形冷兵器居前,火器居后。这时火器也能给倭寇以一定的杀伤, 但不能决定战斗的胜负,而决定胜负的依然是冷兵器的格斗。随着使用火器战斗员的增加,甚至超过一半,火器越来越成为主要杀敌武器,以火器作战成为主要的战 斗过程。当倭寇进至百步先鸟铳、继快枪、次火箭,有层次地举放,打击倭寇。 火器的使用,改变了“骑胜步”的旧观念,步兵利用火器也 可 以战胜骑兵。嘉靖四十二年的平海卫大捷,戚继光、俞大猷等就是首先用火器击退了倭寇的骑兵冲击。以火器为主的车兵,是能有效抗御骑兵冲击的 兵种。但已不是以“车能胜骑”的旧观念运用车兵取胜的。它之所以能取胜,完全在于火器。因此,火器的使用使骑兵的战斗威力大大降低。 同时,火器的使用还使攻守城池的战法发生了变化。 四、隆庆万历年间海防的固定 虽然倭寇在嘉靖朝就已经基本被平息了,但倭寇对中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就此挥去,明廷也吸取了教训,为了防止倭寇的死灰复燃,也有力地加强了海防建设。 1.海防兵书 明朝建国之初,倭寇就开始侵略沿海地区。他们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给民兵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利益,开始在沿海设防,逐 步形成了海防体系,到了正统之后倭患基本被平息。明世宗统治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倭寇再次乘隙而入,自嘉靖三十一年日益猖 獗,东南沿海几无宁土,半壁河山受到荼毒。战争延续了十几年,到嘉靖四十五年沿海的倭寇基本被平息了。但它的教训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万 历二十年,日本又对邻邦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妄图侵略中国,这引起了人们对北部沿海防御的重视。明廷派出援兵到朝鲜抗击倭寇,战争先后打 了7年之久,直到丰臣秀吉死后,侵略朝鲜的日军才退出。 倭寇对东南沿海和对朝鲜的侵略,使人民充分认识到了加强沿海防务的重要性。 一 些有识之士,为筹划海防出谋献策,著书立说。由于吸取了教训和有了战争经验,在嘉靖之后关于海的兵书特别多,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在400多年后的今天大部 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关于海防兵书主要有:《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两浙海防类考》《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温处海防图略》 《万里海防图论》《靖海纪略》《海防图议》等。他们总结了海防建设和斗争经验,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关于加强沿海防务的兵书,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海防思想,为后 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书兵不仅是以前所没有的,也是鸦片战争前这类兵书所不及的,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古代海防理论的水平。 《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共有13卷,由郑若曾辑。郑若曾弘治十六年出生,卒于隆庆四年,字伯鲁,号开旭,昆山人,倭患起 绘辑沿海地图12幅并附以论述,后他又随胡宗宪御倭,于嘉靖四十年辑成《筹海图编》。该书图(包括地图、舰船、武器图等)174幅。文字大 约2万字,主要描述了沿海的地理形势。沿海屏障的岛屿、内地门户的要地以及大江关锁的要点一一列出,或为巡哨的海域,或为设防的要地,一目了然。 《筹海图编》卷2详细叙述了日本的情况,包括地理形势、行政区划、政治状况、人口语言,绘有日本国图,而在该卷和各省“倭变纪”中,对倭寇侵略中国的历 史、使用的武器装备、侵略的时间或路径以及战略战术都有详细的记载,使人们对敌情有较明确的认识。该书在多卷中叙述明朝的海防建制、官军体制、防卫兵额、 使用的武器装备等,并在《沿海山沙图》中具体绘出了这些海防设施的地理位置。抵御倭寇的侵略,筹划沿海的防务是《筹海图编》论述的重点。它提出了御敌的政 治谋略和军事战略,也提出了为实现谋略和战略所必需的选兵、择将、军队训练、后勤补给等措施以及对日通贡互市等。《筹海图编》叙述的地理形势、海防方略、 军队训练的某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而它记述的海防及倭寇的侵略状况等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筹海重编》 《筹海重编》共12卷,由晋江人邓钟重编。 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两广总督萧彦令邓钟取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笔削之,删其繁冗者十之二三,至沿革不同擘画未备 者,属钟重辑之,题日《筹海重编》”(《筹海重编・凡例》)。《筹海重编》对《筹海图编》没有原则改动,但有删削,有增加,有修改。如《筹海图编》的《大 捷考》、《遇难殉节考》,《筹海重编》就删掉了,而增加北直隶海图、北直隶总图,北直隶兵防官考、北直隶事宜以及朝鲜国图、朝鲜事略。 这是因为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并声言入侵中国,朝鲜地形引起了严重关注,北直隶的防务显得特别突出的缘故。又如《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72幅,《筹海重编》 则为78幅。这不仅是因为增加北直隶海图2幅,还因为“旧本闽广二图多差讹,今重新改正”(《筹海重编・凡例》)的缘故。 《虔台倭纂》 《虔台倭纂》是继《筹海重编》之后又一部海防兵书。全书上下2卷,分倭原、倭好、倭利、倭变、倭巧、倭防、倭绩、倭议8篇,谢杰撰。此书作者谢杰,字汉 甫,长乐人,万历二年,曾同萧崇业使琉球,官至户部尚书。该书写成于万历二十三年。当时朝鲜战争暂时平息,明政 府正在同日议和。该书指出:“或日:‘倭既封矣,既和矣,战何用焉?’日:‘非然也。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备之。’’并指出:“封者权宜之术,防者永久之 谟也。”(《虔台倭纂》下卷《倭议》),这些是颇有见地的。该书同样注重北方山东、北直隶和辽东的海防,主张“一面清野练兵以备于陆,一面鸠工程舟以御于 海”(《虔台倭纂》下卷《倭议》)。这也是相当有效的御敌方略。 《皇明海防纂要》 《皇明海防纂要》共13卷,由王在晋编纂。王在晋生于嘉靖四十三年,卒于十六年,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该书写成于万历四十年 ,王在晋鉴于当时日本侵略朝鲜,认为“昔所虞者零星*掠之倭,而今所虞者大举入寇之倭;昔之倭为边幅四肢之患,今之倭为神京肘腋之患”(王 在晋:《海防纂要序》),于是在《筹海图编》《筹海重编》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纂成《海防纂要》一书。该书基本思想与《筹海图编》相同,但损益较多。 首先,增加了不少内容,如与朝鲜有关、治军有关的内容等都有增加,而且篇目分得更细了,因此就广度来讲,该书比《筹海图编》等书更加完备。 其次,该书删削得也不少,如《沿海山沙图》该书就未刊载,而代之以较简单的广福浙直山东总图。 再次,经略部分删掉不少论述,而显得过于简单。该书认为,“中国之防倭有标有本,有标之本,有本之本”。“密防汛,严策应,讲战阵,毖城守以外御者,标 之标,而谨讥察,绝私市以内御者,标之本,所宜亟霁也。何谓本之本?夫所谓本者,在精训练,修器械,足粮饷,明赏罚,而大要则又以收人心为本”。它主张治 标,更主张治本,认为“图其标一岁之计,图其百岁之计,图其标之本与本之本则万世之计”(《皇明海防纂要》卷6《防倭标本说》)。 通过如此叙述,把加强海防各种措施的关系论述得更清楚了。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共10卷,由范涞撰写。范涞,字原易,休宁人,万历二年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他于万历三十年对成书万历三年的《两浙海防类考》加以续定,定名为《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全书分5纲、46目,每目分 “原考”、“续定”、“申谕”、“备录”和“附议”5部分。该书阐述了浙江的海防,包括浙江的地理形势、设防、官军、粮饷、练兵、方略、武器、舰船以及日 本对浙江的侵犯情况等。其书源于《两浙海防类考》,而《类考》又源于《筹海图编》,是对浙江海防叙述得比较详备的一部兵书,特别是它既有“原考”又有“续 定”,从中可见近30年浙江海防的变化,有重大史料价值。 2.海防攻略 嘉靖年间之所以倭寇猖獗,愈剿愈烈,就 明 朝内部来讲,其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和军备废弛。政治腐败,赋役繁重,官吏贪酷,百姓丧其乐生之志,依附于入侵的倭寇,是倭患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情 况,一些人认为,要消除倭患,巩固海防,“当一面督兵截杀以治其流,一面重抚百姓以治其本”(《筹海图编》卷11《叙寇原》)。老百姓安居乐业就不会投亲 戚,背乡井,冒危险而去依附于倭寇,相反他们会视官吏如父母,在倭寇入侵时,就会为官府所用。 重抚老百姓,就要薄赋税。一切赋税能 减 免的尽力减免,实在要取之于民的也要防止官吏任意加派,指一课十。同时,官吏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解决老百姓的疾苦,为他们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办实事。重抚 老百姓,还要让沿海老百姓能下海谋生。事实和历史已经证明,实行海禁,只能是对去远洋勾结倭寇而言,而对于一船渔民在近海捕鱼捞虾和一船商人到邻省贩卖粮 食,则不应该禁止。只有这样,才能安定民心,消除百姓依附于倭寇的根源。要招抚依附于倭寇的百姓,就应该实行一定的优厚政策。依附于倭寇的百姓,只要归 降,就既往不咎;要是擒斩倭寇的照样立功;愿意报效国家的,可以录用,立功照样受赏。 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要有好的官吏。对于那些贪官暴吏,不论是在职的还是去职的都要给以严厉的惩办。同时要选择那些有爱民之心、有守己之操、有处事能力的人为官。有了这样的官吏就能实行善政,轻徭役,薄赋敛,禁残暴,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不依附于倭寇。 海防攻略的根本就是以安定民心,使民众安居乐业为根本。这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具体形势提出来的,但它提示了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国内的安定团结才是抵御外敌入侵,巩固海防的重要条件。 3.海防方略 从大量奏疏和海防文章中可以总结出,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海防方略是:海陆结合,攻守结合,相互支援,军军协力,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即实行守之于海, 守之于岛,守之于海岸,守之于沿海,守之于城郊,守之于城下的多层次防御战略。概括地讲为9个字:“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是 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缺一不可。御海洋为固海岸创造了条件,固海岸弥补了御海洋的不足。这一防御体系的优点在于扩大了防御地域,增加了防御纵深,使防御更 加有效。否则,单一的防线,不论是在辽阔的海洋,还是绵长的海岸和孤立的城镇,都不可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入侵。 御海洋 当时人们提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筹海图编》卷12《御海洋》)他们认为,用战船扼制冲要,以 火器截击敌人于海上,使敌人不得越过沿海岛屿,就能保障内地安全。而且这是可能的,因为倭寇的长处在于陆地,而明军的长处在于水上。明军舰船大,火力强, 敌舰船小,远来疲惫,因此海战对明军有利,应该抵御于海上。在当时,抵御倭寇于海上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沿海普遍进行巡哨,并有 效 地组织“协谋会捕”。广、福、浙、直各省内部都划分防守海区,责令各总、寨进行巡哨,并互相配合。如福建的铜山寨、浯屿寨、南日寨、小埕寨、烽火门寨,都 拥有自己的战船,防守自己的所辖海域,并会协守。在春汛的3~5月和秋汛的9~10月,要派出兵船分头哨守自己所管辖的海域,并且由南而北,形成全省的海 上巡逻线。各省之间也是如此。这样,哨道之间联络起来了,势如常山,会捕合并,在整个沿海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 在倭寇入侵的冲要 海 域,设置多层防线。如浙江的四参六总(四参:指分守杭嘉湖、宁绍、台金严、温处四参将;六总指驻守金乡、松门、昌国、定海、临观和海宁等卫的六把总)会哨 于陈钱,分哨于马迹、羊山、普陀、大衢为第一重;出沈家门、马墓之师为第二重;总兵督发兵船为第三重。再如杭州湾鳖子门为省城第一门户;石墩、凤凰外峙, 为第二门户;此外无山,只有羊、许独立海中,东接衢洋,西控吴淞口,为第三门户。如此一来,建立了有层次的海上防线。 防守沿海重要岛屿,断绝倭寇的接济。针对倭寇到中国沿海往往在岛屿登陆,补充淡水,窥测虚实的特点,人们提出对倭寇停泊接济避风和据为巢穴的岛屿,事先会兵戍守,使倭寇来的时候找不到停泊的地方,走的时候得不到接济,其必将不攻自破。 组织沿海渔民,加强海上防御。沿海渔民祖祖辈辈到远离海岸的海区和岛屿捕鱼捞虾,采集海物。他们不畏风涛,习惯于海上作业和生活,将他们组织起来,给以 身份证明,没事的时候在海上作业,有了情况就和兵船一起追剿倭寇。这样一来,官府不仅可以省造船、募兵的费用,百姓也可得到捕鱼、捕盗的好处,一举两得, 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益的。 固海岸 中国沿海海域辽阔,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完全把倭寇歼灭在大海之中。于是守住海岸就成为第二大关。 沿海是内地的门户,守好门户,内地才会安全。而且敌人远渡大海都比较疲惫,而登陆的时候又没有依托,便于歼灭。因此,除御敌于海上外,还要坚固海岸防守,在海岸建立又一防线。 固海岸,首先要预先设防。在敌人没有入侵的时候,将军队预先部署在一定地区,安营操练,敌人来了就歼灭他。设防一要设在要害的地方,设防之点要能互相支 援,而且要有预备队,以便策应。其次,实行水陆夹击。陆兵要水兵相互配合,倭寇的战船潜入海口,水兵星罗棋布地部署在外层,陆军部署在内层。倭寇到后,趁 他们困惫的时候打击他们。再次,互相支援。倭寇在沿海登陆,内地也出兵支援;倭寇在此地登陆,彼地也出兵支援,各支部队协力歼灭敌人。 严城守 《筹海图编》说,海防之要有三策:出海会哨,毋使人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水列阵,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则无策矣。所以,在当时防守沿海城镇,使敌人不得近城,占领城镇,是御敌的最后一道防线。 城镇战略地位不同,防守方法也有所不同。关键是防守重要城镇。对于守一处足以保证数十处,扼一里足以牵制数百里的城镇,就在城内派遣了将帅和重兵把守, 城外也安置有援军。一旦有紧急情况,合力歼灭敌人。如能确保城内的安全,敌人就不可能攻夺其他城镇,即使占领了其他城镇,也无关大局。 当时,明廷充分做好了城镇的防守工作。首先,在城外实行“坚壁清野”。其次,在城内做好防守的物质准备,包括粮、水、守城所需的物资、武器等。第三,做好了组织准备。把城内的民众和军人组织好,对民众进行适当训练,一旦有警,军民合力守城。 城镇防守做到了攻守结合。《筹海图编》卷12《严城守》中说: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这样不仅要凭城固守,还要 伺机攻击,出城外与敌人作战。如果守城官兵有限,不能与敌人堂堂正正一战,也不能仅仅凭城固守,则应该选募勇敢之士进行奇袭。 城镇防守还讲究城内外配合。如果仅仅孤城自守,城内的兵力不能出城迎敌,城外又没有救援,城池是守不住的。必须城内防守,城外救援。防守的兵在城内,救援的兵在城外,城外配合城内防守,城内配合城外攻敌,使敌腹背受敌,或惊溃不支,或被歼灭。

    明朝的海防建设,是随着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骚扰的日益频繁而逐渐突出的。在200年的抗倭斗争中,倭寇几乎侵犯了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地区。当然,受 害最严重的地区便是江浙和福建、广东沿海,这里是明朝抗倭斗争的主要战区。嘉靖三十九年之前,倭寇主要侵扰江浙一带,嘉靖三十九年 之后,倭寇主要侵扰方向转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 一、明初海防建设 明初,由于倭寇侵扰,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明朝政府非常重视沿海的防务。从洪武初年开始,明政府就着手加强沿海的防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明朝形成了以海上的巡逻和陆上的警戒、城池的防守相配合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海防体系。 1.基本思想 明初的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南与越南接界,全长约1.4万余里。在这条海岸线上,有许多地方经常有倭寇出没,所以海防建设十分迫切。实行睦邻自固国 防的建设方针,宁可自己修建国防工事,也不去征讨他国。明初,朝廷在海防建设上的基本思想,就是要在沿海各冲要之地,建立起一个既可以聚集陆军,又可以聚 集战舰的防御体系。当然,这种思想派生出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在沿海地区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沿海地区的人民不许私自下海,如果抗命不遵,私下与国 外互相通市,则要处以重罚。明初朝廷这种规定,也是为了使海防建设与禁海政策表里如一,以求海防的真正巩固。 决定明初海防建设基本内容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政治上,当时明廷面临着元末造成的政局混乱,制度破坏,人心不稳定,各种反明势力的威胁等错综复杂,急需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权建设,因此海防建设也必须服从这一建设的要求。“禁海”政策的制定就是从断绝对反明势力的接济,巩固政权出发的。 经济上,朝代更替,经过了大规模的战争,被破坏的社会生产力需要恢复,凋残的社会经济需要发展,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为巩固政权提供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建立陆上坚守与近海巡剿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可以保卫内地的经济建设。 军事上,北元残余势力虽然已经逃到漠北,但它并没有完全灭亡,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防御北边是当时国防建设的重点,这无形中就牵制了明朝的主要兵力、物力和财力,制约着海防建设,使明朝只能采取陆上坚守和近海巡剿的防御方针,而不能全面地来发展海军。 2.基本措施 明朝初期的海防建设主要有三项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增设卫所、修建城寨与烽堠、墩台。这项措施在东南沿海各地年年进行,几乎没有停止过。当时明廷规定:凡沿海卫所,每百户所设船1艘,每千户所设船10艘,每卫共船50艘,每船配兵百名。洪武三年十一月,经曹国公李文忠奏请,明廷在浙江设置了钱塘、海宁、杭州、严州、崇德、德清、金华等七卫及衢州守御千户所,共有军士5.25万余人。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命令信国公汤和前往浙西沿海筑城,招兵戍守,抵抗倭寇。洪武二十年,朝廷命令江夏侯周德兴 前往福建濒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视察形势。对于有的卫所的城墙不能保护要害的,将其称置;对于老百姓每户中有3个男丁的就抽 取1个来当兵。这次,共筑有16城,增设巡检司45个,并选丁壮1.5万人分隶各卫所。海防得到大大加强。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明廷又设置 了莱州卫8总寨、宁海卫5总寨,抵抗倭寇。据不完全统计,洪武一朝在沿海各地域设立的卫所大致有:辽东8卫、1所,北直隶1卫,山东10卫、5所,南直隶 9卫、10所,浙江11卫、30所,福建1 1卫、13所,广东8卫、29所。共有58卫、89所。此外,还有200左右 的 巡检司,以及城、堡关、寨、烽堠、墩台等1000多处。上述各卫所、巡检司,以及城关、墩堡、烽堠等设施,有1000多处,它们大小不一样,星罗棋布,延 绵相续,点线结合,分布在以点为主的中国东南沿海1.4万余里的海防线,对于防御和打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永乐年间,明廷在沿海各地增筑了大 量烟墩城堡,用来改善备倭设施。永乐二年七月,明廷在浙江定海卫的新塘修筑烟墩。随后数年,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大力加强了沿海抵御倭寇的 能力。 第二项措施是扩充沿海守备兵力。洪武年间,扩充沿海的方式各有不同:一种是在设卫筑城时,当时就调配兵员,分隶各卫所。如李 文 忠、汤和、周德兴在沿海设置卫所、修缮城堡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调配了许多兵员。一种是将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兵勇编入沿海卫所。一种是采用籍民为军的 方法扩充守备兵力,如洪武四年十二月,靖海侯吴祯将兰秀山无田粮的农民共11.17万余人,编配 各 卫所为军。洪武十五年三月,明廷命令南雄侯赵庸将广州附近海岛上以捞捕水产为主无定居的水上居民,编为水军,分别隶属于各卫所。洪武二十年 四月,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修筑城寨时,采用民户三丁取一的方式,集结1.5万余人为沿海卫所的戍守兵员。当时,为了统一指挥沿海各卫所驻军 和建立一支机动的巡海水军,明廷还于洪武七年,任命吴祯为总兵官,统领广洋、江阴、横海、水军等四卫水军,并节制在京及沿海各卫驻军,每年 春天派水军出海巡逻,分路防范倭寇,到秋天的时候还归各卫所,从而使明初的海防具有统一指挥与分海域守备相结合,机动巡剿与近岸歼击兼备的特点。 经过洪武一朝30多年的建设,沿海一带以卫所为支撑点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当上皇帝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原有的防御体系进行了调整和充 实。因为当时已经迁都北京,为加强北京左翼的守备,首先在渤海湾沿岸相继建立了抚宁卫、天津3卫等6卫一所,后来在宣德年间又增设广宁 中右等5所。这些卫所建立后,连同洪武年间建立的山海卫一起,充实了渤海湾沿岸的守备兵力和支撑点,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沿海的防御体系。其次,明廷在渤海湾 沿岸扩建卫所、增驻守备兵力的同时,永乐帝还在东北方向,加强了辽东半岛沿海海域的守备。如永乐十四年,明廷命辽东总兵官负责防倭,指挥沿 海卫所,相机剿捕来犯倭寇。这年十二月,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在旅顺口的望海埚、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州、山头、爪牙山7处,修建了敌台、营垒,增 配了铳炮,改善了拱卫北京的能力。再次,在山东半岛以南的沿海各地,永乐帝也派遣了将领,率兵屯驻要地,以加强海防的守备兵力。永乐二年建 立即墨营,永乐七年建立登州营,宣德四年建立文化登营。这样一来,3个营形 成了掎角之势,下辖24个卫所,隶属于备倭都司,统管海防事宜,对倭寇形成了有力的防御,加强了山东半岛和北京东南方向的守备。最后,在山东半岛以南的沿 海各地,永乐帝也派遣将领,率兵屯防要地,以加强海防的守备兵力。永乐二年五月,明廷命令丰成侯李彬统领官兵镇守广东等处,以防备倭寇的侵 袭;命令清远伯王友充总兵官、都指挥佥事郭义充副总兵,率领部队前往海道巡哨,如果遇到倭寇,就实施剿捕。永乐六年十二月,永乐帝又调整充 实了南方沿海的备倭兵力部署:命李彬充总兵官、都督费*充副总兵,统率官兵自南直隶淮安至沙门岛沿海备倭;命令都指挥罗文充 总兵官、指挥李敬充副总兵,统率官兵自苏州抵浙江备倭;命令都指挥姜清、张真充总兵官,指挥李*、杨衍充副总兵,各率壮士5000人,海船50艘,分别往 广东、福建备倭,上述南直隶、浙、闽、粤的沿海守备部队,统由李彬指挥;命令广东都指挥使司在所属沿海卫所中选旗军5000人,备海船50艘,装备军器、 火器以能战将校率领,听总兵官姜清等节制,在沿海备倭。 第三项措施是增造战船。为了能使水师出海巡剿倭寇,洪武时期多次采取各种措 施,增造战船。早在洪武初年的时候,就开始建造战船。洪武三年七月明廷建立水军等24卫的时候,每卫就配备了战船50艘,平时派350名军 士缮理保养,要是遇到战事,就挑选军事素质好的军士进行操练和战斗。当时,水军24卫共配备了战船1200艘。这是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的较为强大的水军, 担负着整个沿海海域的机动作战任务。洪武五年,由于倭寇侵犯加剧,水军由于缺乏战船而不能追击。鉴于此种情况,明廷 于 这年八月命令浙江、福建濒海九卫,增造海舟660艘,以抵御倭寇。十一月,朝廷又命令上述各卫建造多橹快船,提高船速,增强机动能力,以便在海上驰逐、追 捕来犯的倭寇。随后,沿海各地每年都有增造,使沿海各卫所配备的战船数量有所增加。到洪武二十三年,沿海各卫每百户所和巡检司所配备的战船 就已经达到2艘,如果按此计算,每千户所有20艘,每卫有100艘,比洪武三年每卫配备的战船数量增加了一倍,大大改善了沿海卫所驻军战船 的配备。永乐年间,为了满足近海巡逻和出海剿捕倭寇的需要,建造了大量舰船,据不完全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 1403~1419年),全国各造船厂修造的各型舰船达2700余艘,其中用于抗击倭寇的舰船,就不下1500艘之多。 3.战船建造 元末明初的战船,随着与倭寇战斗的频繁和海防建设的需要,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明朝建立前,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和前来归附者所携带的战船,作为建立和扩大水 军的基础。如朱元璋所部在元至正十五年五月渡江前夕,活动于巢湖水域的起义水军首领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和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率领水军和带 战船近千艘前来归附,为朱元璋的渡江做好充分的准备。朱元璋在南方歼灭元军和兼并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何真等群雄的战斗中,都不同程度地接收 和缴获了许多战船,累计不下数千艘。这些战船都建造于末期,其中既有大型主力战舰,又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战舰,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战船建造的水平。 明朝建立后,战船主要以设厂建造战船为主,建造的战船主要装备沿海各卫所驻军,用来改善沿海的防御措施,抵御倭寇。 明朝初期,造船 业 统一由工部下属的都水清吏司职掌管。从当时战船的建造来看,当时都水清吏司职掌管的造船业,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直接统属的南京龙江造船厂,专门设置了龙 江提举司管理造船的事情;二是一些地方布政司设立的造船厂,由参政或参议兼管,无定制。沿海都司和卫建造的战船,要么由军队自己组织人员修建,要么按照建 造战船所需要的材料和钱,拨料拨款,交付地方造船厂建造。以上各造船系统建造的船只相当多,主要有加强海防和水军作战用的备倭船、战船,供御用的黄船,海 上漕运的遮阳船等。而龙江造船厂则是专门为建造战船而设立的造船厂,集中反映了明初战船建造的发展状态。 龙江造船厂 龙江造船厂是直属工部的战船建造厂,由都水清吏司直接管辖,建于洪武初年。据《龙江船厂志・建置》记载说:“洪武初,即都城西北隅空地开厂造船。其地东 抵城壕;西抵秦淮街军民塘池;西北抵仪凤门第一厢民住官廊房基地;南抵留守右卫军营基地,北抵南京兵部苜蓿地及彭城伯张骐田,深三百五十四丈。”约相当于今天南京市汉中门和挹江门之间的江东乡一带,靠近长江边。据计算,该厂共占地814亩。 龙江造船厂的 行 政机构为龙江提举司,总理造船业务。司设提举1人,正八品;副提举2人,正九品;典史1人,不入流。该厂的办理机构为帮工指挥厅,设帮工指挥千户、百户各 1人。提举专掌战船、巡船的政令,在建船时负责招工、购料的事情;建成后则督促工匠设计规定制式造船,不得违背,并按赏罚制度进行奖罚;船造成后,统计上 报工部都水清吏司,听候验收调用。帮工指挥千户、百户主要督率驾船官军在厂协助工匠造船;他们的业务由兵部5年考选一次,择廉勤者充之,受中军都督府操江 都察院约束。 龙江造船厂内的工匠都是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滨江的府县居民,开始的时候有400余户,属提举司管,编有 4 厢,每厢设厢长1人,下编有10个甲,每甲设甲长1人,统10匠户。各厢工匠都有大致的分工:一厢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为船木铁缆匠;三厢为*匠;四厢为 棕篷匠。在400余匠户中,选择丁力有余、行为端正的45人任作头,在技术上督促、检查工匠的工作情况,分布于各工种之中。其余工匠,均分配在各作坊中。 龙江造船厂设有篷厂、细木作坊、油漆作坊、*作坊、铁作坊、篷作坊、索作坊、缆作坊等制造作坊。对进料、管料、用料、成品检验及财务等,都有严格的制 度,明细的规定,违者要受到处罚。该厂规模宏大、机构健全、指挥畅通、分工明确、制度严密、要求严格,是中国14世纪末叶典型的作坊式军用造船厂。到永乐 的时候,因为下西洋所乘的宝船在该厂建造,所以又被称为宝船厂。 除龙江大型造船厂外,洪武时期还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设有大小不同规模的造船厂或作场、作坊,招募当地造船工匠,建造各种类型的战船。它们也承造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战船和军用船,成为明初加强海防的重要船源之一。 战船形制 洪武时期建造的抵御倭寇的战船及其他军用船,在形制构造上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仿照古代的形制制造的;一类是明初自创的形制。 仿古战船 仿古制造的战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等。 在仿古战船中,楼船是一种大型战船,也当做指挥船用。船面上建有3层楼,两舷内侧列女墙战格,开弩窗矛穴,对外射击、刺杀,外施毡革御火,安置了炮车、檑石、铁汁,船上可行车走马,如同水上高城,只是因为船体巨大,难以机动。 蒙冲船体比楼船稍小一点,船楼顶部及两侧都是蒙以生牛皮,用来抵御矢石。其四周开弩窗矛穴,用来对外射击、刺杀。这种战船由于船体较小,航速较快,便于机动,是与倭寇进行水战的主要战船之一。 斗舰属于一种中型战船,两侧有女墙,可遮蔽士兵身体,墙下开掣棹孔穴;船舷内有五尺,建有战栅,高度与女墙一样,栅上又建有女墙,布列了士兵,上面没有顶,是一种攻击型战船。 走舸是一种小型战船,大约可以乘8名精锐有力气的勇士,他们多持长杆格斗兵器,便于快速攻击,这种战船上的士兵都必须会操纵战船。 自创战船 自创的抗击倭寇的战船有400料(笔者注:料在这里是容量单位,1料即1石,相当于10斗,合重量120斤)战座船、200料战船、150料战船、100料战船,叁板船,浮桥船,400料巡座船,快船等。 400料战座船是当时各营的帅船,这种战船大而雄壮,并且坚实稳固,能够在大风大浪中行驶,敌人要是看到这种战船,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恐惧。 200料战船、150料战船、100料战船是当时3种主要的战船,它们配合作战,具有大小皆具、快慢并重的特点。 叁板船是小于100料的小型战船,载乘士兵10余人,具有往来神速、效率高、机动灵活的特点。 浮桥船是一种舟桥船,用于济渡军队通过江河。 400料巡座船是大型海防巡逻船,主要用于控据要害,以观察倭寇船只的出没。有时也用作观察水军操练,具有“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2《舟楫志・图式》),是战巡合一的军用船。 快船是航速较快,便于在水上机动作战的战船。 4.组建远洋舰队 永乐帝朱棣组建远洋舰队,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其目的虽然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保卫海疆,但此举是从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着眼,在军事上收到了保卫海疆的效果,起到了发展海军、廓清海疆、巩固海防的重要作用,特别对打击倭寇更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朱棣称帝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封闭的海防政策需要调整,宽弛海禁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建造战船,扩大海上战备 水军,把海防线从陆上推进到海上,而发达的造船业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充裕的条件。同时,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 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 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为犯事逃到旧港,招募流民,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 制。同时,南方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因此,朱棣在永乐三年组建了第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由总兵官三宝太监郑和率 领,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出使西洋的活动,至宣德八年,前后共进行7次。远洋船队的舰队的规模蔚为可观,历史影响深远。 郑和生于洪武四年,卒于宣德九年,云南昆阳人。原来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太监。郑和的曾祖父叫拜颜, 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所以有“哈只”之称,受到了乡里人的敬重。郑和兄弟二人,哥哥叫文铭 ,还有四个姐妹。洪武十五年,郑和12岁时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 元年,他29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官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 珍奇异物等事情。永乐二年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舰队,全队共有各型舰船20艘,其中有大中型宝船62艘。舰队共有官兵2. 78万余名,大多数是从直隶和驻南京地区各卫所抽调而来的,按军队的列序编制而成。远洋舰队的基本组成人员有官校、旗手、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27668名。官868名,军士2. 68万名。其中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名,百户403名,户部郎中1名,阴阳官1名,教谕1名,舍人2名,医官医士180名,余丁2名,正 使太监7名,监丞5名,少监10名,内使53名。在全舰队人员中,以郑和为正使的外交使团成员并不多,而以他为总兵官执行护卫使团任务的战斗、航海和后勤 保障人员却有2.6万多名。 战斗人员由各级指挥官和军士组成。指挥官包括舰队统帅总兵官郑和,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 名,以及旗校等。军士包括旗卒、勇士、力士、余丁等。从编成方法看,这与战时派遣总兵官统率各卫所驻军出征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明廷是作为一种战事来派遣 舰队护送使团的。在战斗人员中,指挥人数较多,这是为了适应百余艘甚至200多艘舰船单独作战并增强战斗力的需要而编配的。 航海人员包括水手、阴阳官等,他们运用天文、地文、水文等科学技术知识,使用航海罗盘等仪器,驾驶巨大的舰船,,顺利地完成了各次航海任务。 后勤保障人员包括各种工匠、医官、医士,以及买办、书手等。他们承担舰船的维修保养、人员的医疗保健、生活品的供给等任务,是全舰队得以顺利航行的根本保证。 明廷派遣郑和组建的远洋舰队,规模之大,组织之完备和严密,在我国古代水军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当时的世界之最。远洋舰队的七下西洋,先后到达30多 个国家,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发展了同西洋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铲除了一些危害西洋诸国的祸害,提高了明朝的国际声誉,招抚了逃亡海岛 的流民,袭剿了盘踞海中的寇盗,廓清了海疆,巩固和发展了沿海地区的安全。同时,郑和的航程最远到非洲东南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举 壮。 5.南京海防建设 在明朝的海防布局中,对南京的防卫占有重要的地位。南京是明初的京城,陵寝所在地,而且 又 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防止倭寇入犯南京便成为明朝海防的重要任务。为此,明朝政府除了加强沿海的防御,还注意加强沿江的防卫。早在洪武年间,就在新江口 部署了8000名水兵,后来又增长到万人以上,并造战船达400艘。并在江南沿海设置金山、太仓、镇海、镇江等卫和青村、南汇、吴淞、崇明等守御千户所, 在江北设置扬州、高邮、仪真、大河、淮安等卫和通州、盐城、泰州、兴化、东海、海州等守御千户所。金山卫和青村、南汇二所与浙江定海的舰船可御敌于海上, 崇明、吴淞二所可以制敌于长江口,金山、太仓、镇海、镇江、扬州、仪真等卫可以歼灭敌人于陆上,海上、江上和陆上层层设防,倭寇便难以入犯南京。 二、天顺至嘉靖前期海防建设 1.海防废弛现状 当明朝的历史进展到嘉靖年间的时候,由于政治腐败,海防更加废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沿海卫所军伍空虚,屯田破坏。 到了嘉靖年间的时候,海防同内地和边防一样,卫所军士兵多数逃亡,甚至有的一个卫还不到1000人,一个所不到100人。而茅元仪在《武备志》卷200 《方舆》12中说,每个所的人数大约为1120人。由此可见沿海卫所军伍空虚的程度之深。这里有一组卫所、巡检司原额和缺额的对比数字: 广东廉州、雷州、神电、广海、南海、碣石、潮阳等卫原额总数39200员、旗军数27440员,而旗军现额为8281员,缺额19159员,缺额达69. 8%; 广东、镇州、录山、永安等27所原额总数30240员、旗军数24192员,而旗军现额为9185员,缺额15012员,缺额达62. 1%; 福建镇海卫原额总数8960员、旗军数6272员,而旗军现额为1500员,缺额4772名,缺额达76. 1%; 山东、灵山、鳌山、大嵩、莱州、靖海、成山、宁海、威海、登州、安东等卫原额总数为48160员,而旗军现额为21971员,缺额26189员,缺额达54. 4%; 福建漳州九龙镇等13巡检司弓兵原额950员,而旗军现额为376员,缺额574员,缺额达60. 4%; 福建泉州沿海苎溪等17巡检司弓兵原额1560员,而旗军现额为673员,缺额887员,缺额达56. 9%。 也就是说,到嘉靖年间的时候无论是沿海卫所的军士,还是巡检司的弓兵,缺额都在50%以上,有的竟然高达70%以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大量的历史资 料可以看出,造成卫所军士大量缺额的根本原因在于卫所军士待遇低下,又受到了种种盘剥,使他们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逃亡。卫所军除了从征和归附的外,其 他的都是强征而来的。他们根本就不乐意当兵,但在强逼之下又不得不世世代代从事这一职业。卫所军士月粮一石,根本不够养育妻儿,再加上军官的种种盘剥,致 使他们有病无钱求医,死后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妻儿还衣不蔽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另谋生路。在明朝初期,由于法律严苛,将官尚能尽职,军士 无法逃脱。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嘉靖年间,严嵩专权,上下贪污成风,法律废弛,卫所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月粮和索取贿赂,对逃亡的军士不加过问,所以士兵逃 亡的十分多,要么回到了原籍,要么就是改做工人,或者是经商去了。 当然,沿海卫所军士的逃亡与军屯的破坏也有很大的关系。明初实行军屯制度,到了中期,由于屯军逃亡,屯田减少,并渐渐被破坏。到嘉靖年间,屯田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被埋没了。如福建六鳌所屯军只剩下了42人,福宁卫虽然多一些,也不过717人,减少了57. 4%。浙江有的卫屯军减少得也十分严重,如海门卫只剩683人,山东登州卫更少了,只剩114人,其他多数卫也只有200人。屯军的减少反映了屯田的破坏。 那为何屯军要逃亡呢,原因十分明了。 首先,屯军不堪剥削奴役,纷纷逃亡,屯田荒芜。明廷规定每个屯军军士都要缴纳一定的粮食和负担各种差役。如建文四年规定,每军田一份纳 “正粮”12石,“余粮”12石。永乐二十年诏“余粮”只纳6石,但没有形成定例。洪熙元年诏为定例,但实际缴纳往往超过此 数。但是由于有的地方土地贫瘠,各种灾害等因素使军士完不成缴粮定额,生活没有着落,只有抛下土地逃亡去了。 其次,屯田被侵夺。侵 夺 屯田的有势家豪族,也有内监、军官。嘉靖年间,辽东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监枪少监张泰、辽阳副总兵张铭,分守监丞卢安、参将肖滓、李鉴、游击将军 傅瀚各占种军民田地,多的达到250余顷,少的也有10余顷。他们侵占土地不算,还要役使军士为他们耕种,真是猖狂到了极点。这种情况在当时几乎遍及全 国。 再次,屯田转佃、民佃以及典卖等。屯军逃亡,屯田减少直接影响军饷供应,使卫所旗军饷严重。如福建漳州卫官军月粮少派3个月,铜山等所缺支20个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个月,当时没有一个卫所不缺支的。 卫所军队大部分都逃亡了,剩下的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之辈。平时的训练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不习手中的武器,不知战阵,更是漫无纪律。而带领军队的将 官,多为纨绔子弟。正如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11《择将才》中说:“纨绮习深,英雄气少,虽驰马弯弓有未能者,况望其谙韬略乎!” 人们不得不问,这样的军队面对倭寇,他们能胜任吗?倭寇能不猖獗吗? 第四,水军减少,舰船破损。 明初,为了防止倭寇入侵,明廷曾命令沿海各卫每百户所要造一只船,每卫共有5所,所以每所要有船50只,还要相应建立水军,到海上巡逻。但是到了嘉靖年 间,沿海水军如同沿海卫所军一样缺额严重,沿海卫所的舰船大部分都破损了,有的甚至荡然无存了。广东沿海东中西三路原募2100名打手、驾船后生,防守沿 海,这时只招募1100名。烽火门水寨原额4402人,现在只剩下了1068人,缺额73.7%;小垂水寨原额4402人,现在只剩下201人,缺 额54.1%;南日水寨原额4700人,现在只剩下2143人,缺额54.4%;浯屿水寨原额3429人,现在只剩下1961人,缺额43. 7%;铜山水寨原额181人,现在只剩下620人,缺额65.8%;元钟水寨原额1133人,只剩655人,缺额42.2%。 水军的舰只破损也十分严重。等到抗倭将领朱纨来整饬海防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水军的舰只破损相当严重。福建铜山水寨原来有战船20只,到嘉靖时只剩下了 1只;元钟水寨原来有战船20只,现在只剩下了4只;浯屿水寨原来有40只,现在只剩下了13只。而即使是剩下的战船也都破损不堪,不能出海作战。 朱纨发现,这种情况数浙江最为严重。黄华水寨原来有战船40余只,江口水寨30余只,飞云寨40余只,镇下门水寨20只,白岩塘水寨20只,这时都完全撤 防了。南直隶的金山及青村、南汇二所原来有哨船多达160只,现在竟然一只都没有了。 2.海防废弛的种种原因 明朝迁都北平,国防重点北移 其实朱元璋也有迁都北京的想法,但鉴于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侵犯的形势,并且由于北方在元末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地旷人稀,经济凋敝;运河也没来得及修复,江 南的粮食和物资无法大量地北运,他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把首都建在南京。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客观现实向明朝统治者表明,明朝的都城建立在北平最合适。 客观现实之一:边地各民族与内地的联系继续加强,各族统治者在政治上都与明朝保持着隶属的关系,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当 时,蒙古地方的统治者虽然与明朝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蒙古人民与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不少蒙古族人停留在内地生产,也有不少蒙古人正在 向内地迁徙。《明太祖实录》卷66记载,洪武四年六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其中就有很多蒙古族人民。蒙 古族人民从事农业经济生活的比重越来越大,牧民也迫切需要内地物资。加强汉族与蒙族人民的联系,是两族人民的共同意愿。 客观现实之 二:各民族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也要求政治上进一步统一在当时,北平具有很多作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都城的优越条件。北平曾经是元朝的首都,有着作为多民族 统一国家首都的传统。北平离蒙古和东北都很近,又是东北与内地联系的必经之地,朱棣认为,建都在这里,便于维系对东北的统治,从而可以牵制蒙古族统治者的 势力。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希望把塞外蒙族地区纳入明朝的版图,虽然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却明白这一点:以北平为首都,把北平作为最高统帅部 的驻地,就可以更及时地掌握情况的变化,更及时地部署和调配军事力量。 客观现实之三:北平地区的形势非常险要,背靠燕山,南瞰中 原, 左环沧海,右依太行,易守难攻。北平周围由西南向东北,有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山海关等要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师安全。就连朱 棣都说:“水甘土厚,物产丰富。”(《明成祖实录》卷130)北平与南方联系也较为方便,可以取海道上下,也可以利用运河来往。当然,与东北和西北联络就 更为方便了。 当然,明朝之所以能够定都北平,还得利于朱棣当燕王的时候对北平的了解,他长期驻守北平,对北平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了解。 经过漫长的酝酿过程后,朱棣决定迁都北平。不过,朱棣迁都北平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个人利害因素。朱棣在北平起家,他巨大的影响和军事实力,都在北方。朱 棣在夺得皇位后,虽然当时仍以南京为都,但他的夺位之举,仍旧受到了南京不少遗臣的非议,甚至还有的死党想。与南京相比,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据地, 有大批的嫡系并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更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另外,朱棣在登上皇位后,朝廷重臣自然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大多是北平三卫的宿将和靖难之役 中的功臣。这些文臣宿将,长期居住在燕京地区,跟随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京地区大多有自己的恒产定业,又有妻儿亲朋,不愿意搬到南京,因而当然支持 迁都北平。有大臣说,北平是“龙兴之地”,是燕王的发祥之地,都城理应回到“龙兴之地”。 永乐元年正月的一天,礼部 尚 书李至刚上奏皇帝,建议将北平升为陪都。李至刚的这一说法正合朱棣的心意,心情特别高兴,并立即下令改北平为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 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时北京城的各种建设都全面展开了。明朝迁都北京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真正表明朱棣决心迁都却是在永乐五年 。这一年朱棣巡幸北京。这次巡幸,朱棣在自己身边设置了行在六部、察院,与南京各自形成一套系统。另一件事更可以彰显他迁都的心迹。永乐五 年,徐皇后病逝。徐皇后是大将军的女儿,与朱棣共同征战南北,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他患难与共的夫妻。但是徐皇后死后,朱棣并没有急 于把她安葬在南京,而是在北京的昌平为她建造陵寝,也就是现在的长陵。细细想来,如果不是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他是不会把心爱的徐皇后下葬到北京的。 朱棣迁都北京也是历经艰辛。许多大臣本来就生活在南方,都不愿意迁都,反对朱棣迁都北京。即使在迁都北京之初还有不少大臣反对。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都遭到了雷击起火,全部化为灰烬。朱棣以为是上天示警,下诏求直言反省。这时,那些本来就反对朱棣迁 都的大臣却借此事反对迁都。朱棣十分不满,甚至杀死了言辞激烈的萧仪。此时,反对迁都的大臣们不再敢指责皇帝,转而攻击那些拥护迁都的大臣。双方争辩激 烈,朱棣命令他们于午门外跪着辩论。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稳定局面,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才渐渐缓和了矛盾,迁都之议才算是平息下来。 北 京城的每一处建筑无不考虑到军事防御,这是时代的需要,就像今天建筑房子必须考虑到防空一样,这也是时代的需要,只是防御的方法和手段不一样。永乐四年 。开始建宫殿,修城垣。第二年,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为建筑用材。当时有23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兵 士被投入宫殿建造工程。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基本结束,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 当然,凡事都是利弊共存的,明朝迁都北平,国防重点北移,从整体上巩固了明朝国防,但也为倭寇提供了可乘之机。 政治腐败,戎政大坏 正统至嘉靖前期海防建设的废弛,与当时明廷政府腐败和戎政大坏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并不十分直接,但却对海防建设影响深远,是海防废弛的根源。 早在英宗正统时,大地主阶级就凭借他们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到了天顺以后,土地兼并的风气越来越烈,特别是 到了正德年间,这种风气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争相掠夺土地。广建“皇庄”是皇帝和宗室夺占民田的重要手段。据正德九年 的统计,畿内皇庄所占地竟达37595顷46亩(夏言:《勘报皇庄疏》,载《明经世文编》卷220)。皇亲、国戚、宦官们兼并土地也十分猖 獗,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如宪宗时的宦官王直竟然占“荒地”达2 万余顷。除了皇、官庄的兼并外,各地地主兼并土地也十分激烈。如正德时,大学士梁储的儿子梁次摅,在广东老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杨端杀死田主,梁次摅又仗 势杀死杨家200余人。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土地高度集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相继流亡,而赋税的征收,又加剧了农民的流亡。赋税,除了原来已有的相当沉重 之外,这时又增加了一个所谓“赔纳”的负担。即某一地方的农民逃亡,他们原来负担的赋役就转嫁到还未流亡的农民身上。农民流亡越多,尚未流亡的人的负担也 就越重。负担越重,农民流亡越多,这种恶性循环,使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天顺以后,流民几乎遍及全国。成化时,仅北直隶顺天府流民就达到26.3万多 户,72万多人。 宦官专权和肆虐,是明朝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代地主阶级自身溃乱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英宗正统 时,宦官专政,王振用事,是导致土木之役、英宗北狩的重要原因。英宗复辟后,一直到武宗的几代皇帝,除孝宗略好一些,其他皇帝都昏聩无能,长期不问政事, 于是宦官越加势大权重,对朝廷,对全国人民的毒害也越来越深。特别是东厂和西厂建立后,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提督,这样就使宦官控制了厂权,加速了宦官 专权的过程。到正德年间,宦官的权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时,好逸乐的武宗帝靠宦官来达到欲望,统治全国人民。而宦官则靠满足武宗好逸乐的欲望,取得信 任,擅权作恶,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宦官不仅在政治上窃夺权柄,挟制内阁,而且在经济上严重干预着财政,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加速封建王朝经济崩溃,导致农 民起义迭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借采购宫用物品等的机会,搜刮地方百姓,弄得民不聊生。宦官专政造成统治危机。 戎政大坏,军队建 设 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英宗复辟后,不仅杀害了,废掉了团营,还为酿成土木之役大祸的宦官王振恢复了“名誉”。于是宦官的势力重新高涨,从英宗天顺至武 室正德,宦官干军、乱军变本加厉。这时,宦官统兵监军更加频繁,败坏军事更加严重,宦官不仅平时提督甚至总督京营,而且战时担任权势甚重的监军。这种情况 在英宗正统时虽然有过,但并不普遍,往往用于大的军事行动,而天顺以后,宦官统兵监军则变得普遍和更加频繁。统兵监军的宦官并不懂军事,实际是充当军事特 务。他们凭借手中的特权,谎报军情,邀功请赏,为所欲为,给军队建设和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同时,宦官占役买闲的也十分普遍,军伍大量耗散。 “世荫”制度的弊端 在明代,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 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晋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 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使用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 以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 筹 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 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 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正统十四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 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 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 防,而且长驱直人,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种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势在必行,而改革 的初步,乃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且又精通各种战术。 三、嘉靖中后期海防建设 1.朱纨整饬海防 嘉靖中后期,倭寇及勾引倭寇的汉奸盘踞在沿海的岛屿上,四出劫掠,而浙江、福建二省,拥有的军队都差不多,但军队漫无军纪,倭寇十分猖獗。当时的巡御史 杨九泽鉴于这种“两省官僚不相统摄,制御之法终难划一”(《明世宗实录》卷324)的情况,于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向朝廷进谏,提出设置兼制 福建、浙江二省巡抚重臣的建议。鉴于当时的形势,明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同年七月任命巡抚南赣汀漳的左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兴、建宁、漳、泉 等处海道。第二天,又给朱纨以旗牌,使其具有便宜行事的大权。 朱纨出任巡抚后,迅速了解了闽、浙的海防状况和倭患之所以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他改变了过去浙江、福建二省各行其是,各管本土,互不联系的分散状态,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军事区划,便于协调行动,抗击倭寇入侵。 革渡船,严保甲 当时乡官渡船是倭寇的羽翼,沿海地方著姓大族与倭寇勾结,百姓虽然知道情况也不敢报告官府,朱纨认为,不禁止乡官的渡船,海道就不可能清除,不严海滨的 保甲,海防就不可能恢复。于是,朱纨决定首先割断汉奸窝主与倭寇的联系。正当朱纨困惑之时,福建按察司佥事项高及月港士民严世显建议,立即 实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明史》卷250《朱纨传》)的措施。朱纨收到这个建议后,当即拍案叫好,并下令公开告示,宣布“先之以不追既往,继 之以赏罚利害”(朱纨:《阅视海防事》,《明经世文编》卷250),严格禁止船只出海,查禁一切渡船,杜绝与倭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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