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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档案|汤涛:对戴厚英一次难忘的采访

发布时间:2020-04-30 06:53编辑:文学浏览(138)

      晚上整理书柜时,意外发现戴厚英先生给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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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信封的四周边沿有些泛黄,在信封正面的右上角,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10分钱的邮票,圆形邮戳上敲的时间是1995.4.9.10,邮编为200434。我小心地抽出信纸,一看落款,竟然是著名作家戴厚英先生给我的一封回函。端详着信函,我的思绪一下子闪回到20年前,采访戴厚英先生的一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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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我正在华东师大读书。作为文学写作的忠诚爱好者,我的业余时间基本用在为《青年报》、《厦门文学》、《黄金时代》、《法制时报》等各大报刊撰稿上,除为了满足作品发表欲,还顺带挣了不少稿费。读书期间,我参与了校刊的编辑工作,同时受邀为《新民晚报》和《公关信息报》撰写名人访谈。华东师大作为文理见长的大学,有个巨大优势就是培养过一批作家和文化名人。利用这种学缘优势,我先后采访过赵丽宏、格非、陈丹燕、周佩红等校友作家,还采访过与师大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马原、曹正文、北村、林燕妮等校外名人。由此我了解到,学校有一位60届的著名校友作家,叫戴厚英。在采访之前,我跟很多师长打听她的联系方法。有位老师告诉了她的联系地址,并说戴先生被视为特殊人物,她虽然特殊,但作为学生记者,去采访校友是值得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如何特殊,他没有详说。从我当时作为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有限的了解,感觉戴先生对于时局的某些人而言,是在错误的时代说了正确的话,或者在正确的时代写了错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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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达成采访目的,我试着给戴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采访的缘由和访谈提纲。万万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收到戴先生的回复,说表示可以接受访谈。她的回复非常谦虚,对我这个小巴拉子学生竟用“您”字称呼。回函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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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涛同学:

    来源|《上海档案》2015年第1期 编辑|戴勇

        来信收到。三十多年前我在师大读书时也曾作(做)过校刊编辑,这样看来我们不但是“校友”,而且是“刊 友”了。

        欢迎您来我家谈谈。我除了周五到学校开会外,其余一般都在家。来之前请打个电话:52555838.

        祝好!

    戴厚英

    1995.4.8

      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按照与戴先生约定的时间,从上海西南角出发,转辗了几趟公共汽车,如期赶到东北角复旦大学宿舍区的戴先生寓所。即使过了20年,戴先生留给了我的两个特别的印象,仍清晰如昨:一是她的平易近人和坦率热情,二是她敏捷的思维和无与伦比的口才。

      戴先生可能怕我紧张,边给我泡茶,边给我讲当年在师大读书时的趣事。她说50年代在校刊发一片文章,稿费有5块钱,对学生来讲,是笔不菲的收入。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了采访的正题。在整个下午的访谈中,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哈成,这主要不是我的问题好,完全得益于戴先生的超众口才。我记得很清楚,根据访谈提纲,戴先生主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情况;二是回忆师大生活及工作经历;三、个人性格与命运的关系话题。

      根据采访素材,我整理了一篇访谈对话《戴厚英:行走在文坛之外的作家》,发表在《大夏之声》。现摘录几个对话,以窥先生的为人、个性和思想:

    问:戴先生您经历坎坷,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支撑着你的世界观?

    戴厚英:很简单,其实就是中国很传统的观念:福祸相依。这可能跟我的家庭渊源,父母的性格相关。另外,我尽管认为自己是个极不完善的人,但我很自信。

    问:您做过复旦教师,对教师这门职业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戴厚英:我喜欢做教师这个职业,但不满意的是教育状况,国家对教育投资这么少,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公款吃喝竟超过1千个亿。每当想这个数字,我就很不安。这个数字是教育投资的好几倍,我老家在安徽乡下,乡村教师工资只有一、二百,有时甚至发不出,只有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而有些公款吃喝一瓶酒上百甚至上千,让我心情难以平静。

    问:当代校园,精神家园的失落和价值观混乱,谈论理想似乎是很奢侈的事情,那么人到底需不需要一种理想?

    戴厚英:人不可以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其实他也是把某种东西作为理想,比如金钱、欲望的满足。在哪一个层次建立自己的理想,这是各人有异。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来的价值观念破灭、倒塌抑或千疮百孔,那么新的理想是什么?每个人都在寻找,如一座金矿每个人都在挖,到底哪里有金子,掏出来再说。价值观不应该混乱,应该多元而有序,这就需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冷静下来,好好探索一番。

    问:我读了您的许多作品,觉得您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作家,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坛的诸种现状?

    戴厚英:我在文坛之外,我很晚才加入中国作协。我虽为上海作协理事,但极少参加任何活动。我是典型的个体户作家。我所有的文事活动,比如去美国、欧洲或香港,除了自费就是应邀出访。我的活动跟文坛毫无关系,文学就创作活动来说,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你面对的是读者,是社会,而不是什么坛。只有当自己觉得是货真价实的人,才需要拉什么派别为自己宣扬,我对文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

    问:那么,您对自身的生活现状是持哪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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